就業關乎國計民生，更關乎千家萬戶。

(資料圖片)

據人社部數據，2022年，我國就業主要指標運行平穩，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206萬人，超額完成1100萬人的全年預期目標任務。重點群體就業基本穩定，脫貧人口務工規模3278萬人，同比增加133萬人。市場供求保持活躍狀態，100個城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求人倍率為1.46，繼續保持在1以上。

2023年1月17日，在國新辦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在回答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提問時指出，2022年我國就業保持總體穩定，城鎮調查失業率比2021年有所上升，主要還是受國內外多重超預期因素的影響。從下階段看，2023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超過1150多萬人，就業總量的壓力仍然存在，結構性的矛盾仍然突出，但是隨著經濟的好轉，就業需求的擴大，崗位會相應增加，2023年我國就業形勢有望總體改善。

如何看待2023年的就業形勢？青年就業面臨何等挑戰？如何讓近3億農民工實現更加充分穩定的就業？人口負增長將對今后的就業形勢帶來怎樣影響？靈活就業保障需要如何發力？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就前述問題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曾湘泉對2023年的就業形勢持謹慎樂觀態度，他期待以擴大內需為抓手，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進而支撐穩就業。整體就業形勢，特別是青年就業面臨的挑戰，與經濟可否走出下行通道相聯系，更與就業觀念轉變、教育改革推進以及落實就業優先戰略的政策措施等有關。

曾湘泉認為，家政、養老等生活服務業存在大量人才缺口，引導青年就業觀念轉變、搭建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引進外勞等舉措值得推進。針對靈活就業，要通過標準化的規定穩定平臺企業預期，并為靈活就業人員的社保單獨建制，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

通過穩增長帶動穩就業

《21世紀》：過往一段時間疫情是就業的一大掣肘因素，隨著各省份相繼度過第一波感染高峰，如何看待2023年的就業形勢？

曾湘泉：總體而言是謹慎樂觀。就業形勢能否保持穩定，在我看來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最重要的是經濟增長潛力的釋放，如果GDP增速達到5%至5.5%這一區間，那么就業崗位創造與就業質量提升均可以得到相應保障。

其次，盡管各省份相繼度過了第一波感染高峰，但毒株變異是否會造成疫情反復，值得密切關注。疫情反復對經濟發展帶來的沖擊或許是局部的、短暫的，但也不容忽視。

第三是就業優先戰略的落實情況。近年來，有關部門在互聯網、房地產、課外教培等領域施加了較大的監管力度，固然有其必要性，但也對青年就業造成了一定影響。建議在相關產業政策出臺前對就業效果進行評估，在促進就業與實施必要監管之間尋求平衡。

《21世紀》：2023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1158萬人，再創新高。從勞動供求兩端來看，青年就業面臨怎樣挑戰？針對青年群體，就業優先政策有哪些落腳點？

曾湘泉：青年就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多大程度能走出由經濟下行導致的周期性失業低谷。

當然，結構性失業矛盾也很突出。在這其中，青年就業觀念的轉變是重點。當代許多青年人不愿意做藍領，不愿意投身生活服務業，事實上家政等行業存在很大人才缺口。同時，企業環境和條件亟需改善。工資待遇是一方面，青年人也在乎工作環境、人文關懷等。

第三個挑戰是學校改革的深度與速度。大部分高校培養的畢業生偏重理論與概念，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不相適應。由知識傳授到能力導向的教育改革亦是關鍵。

為此，就業優先政策有以下幾項落腳點。首先，制定“一加一減”的高校畢業生就業促進政策。“一加”指的是深化百萬就業見習崗位募集計劃，由政府承擔部分用工成本，并為用人單位提供資金補貼、稅費減免等激勵性政策。我們通過調研發現，見習人員不僅在專業能力等“硬技能”上實現明顯突破，也在團隊意識、溝通能力、責任感等“軟技能”方面取得一定建樹。

“一減”指的是，如何逐步減少就業率低、培養能力差的學校、專業。有必要實施就業信息反饋工程，高校應定期發布各專業畢業生的就業去向及工作崗位，在招生時方便考生信息共享。對于報考少、就業率低、匹配度差的專業，相關部門可酌情決定限期整改、合并或是停辦。

其次，高校應為畢業生建立知識地圖與能力清單，研究培養標準，構建素質模型。無論學生最后的去向是就業還是升學，學校提供的知識和能力培訓要從崗位需求出發，實現因材施教。

第三，應重視職業指導隊伍建設。中學、高校乃至社會，都需要有專業化的職業指導人才，避免學生在選擇專業及擇業時出現人力資本投資失誤。

加強農民工的養老保障工作

《21世紀》：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2022年全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9562億人，其中本地農民工和外出農民工數量均出現增長(增幅分別為2.4%和0.1%)。在2023年，如何讓這近3億人實現更加充分穩定的就業？

曾湘泉：202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還未出爐，從2021年的詳細數據來看，農民工就業主要有幾個特點。一是本地農民工增速高于外出農民工，在外出農民工中，省內流動的增速高于跨省流動；二是男性農民工比重較大；三是農民工平均年齡繼續提高，顯著高于勞動力人口平均年齡；四是受教育水平依然偏低，以初中文化程度為主；五是從業行業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

那么農民工就業目前存在什么問題呢？首先是收入偏低，2022年農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是4615元，在城市里實現穩定生活存在困難。其次是居住條件較差，人均居住面積較小，基礎設施有很大提升空間，極少部分擁有自己住房。再者，受戶籍制度制約，農民工往往難以享受社會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應有的社會福利。第四，農民工的技能培訓還有待加強。

在我看來，眼下有幾項工作需要推進。第一，要加強農民工的養老保障工作。農民工在城市就業時繳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回到農村轉入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時，卻只能帶走個人賬戶的部分，單位繳費部分不能隨同轉移。這一問題應研究辦法破局。

第二，要著重提升農民工的就業質量。從職業教育入手搭建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發揮公共就業服務中心的職能，帶動多渠道就業，適時向家政服務、養老托育等行業傾斜，規范新就業形態培育等。

第三，重視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相較縮小收入差距而言，消弭生活品質的差距相對容易，通過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均等化，進一步提升農民工對于城市的歸屬感。

最后，是時候取消農民工這一稱謂了。本質上他們屬于產業工人，無非一類屬于兼業，另一類屬于專業，應當根據其從業行業和職業切實開展產業勞動力統計和管理工作。

提升老年勞動參與率

《21世紀》：2022年，我國出現人口負增長。這將對今后的就業形勢帶來怎樣影響？

曾湘泉：受法定勞動年齡、受教育年限等因素影響，人口對就業的影響具有滯后效應。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開始下降，由人口變化導致的勞動力供給下降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就業壓力。依據國際勞工組織(ILO)工作搜尋期為4周而非12周的定義，我國當前的失業率是被高估了的。

當然，人口負增長也會導致一些新的就業問題。首先是少子化將使就業結構發生變化。在人口高速增長背景下發展的行業，如各類學校、醫院科室(如婦產科)等面臨壓縮、轉移等。

其次是老齡化的挑戰。老齡人口的增加會創造一些相關的就業崗位，但如何解決老齡行業人力資源的供需不平衡？

再有就是伴隨老年撫養比逐漸攀升，社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壓力也會上升。

對此，延遲退休、老年人力資源開發都應當提上日程。由于滯后效應，鼓勵生育即使能夠見效，也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短期內更為可行的是，需要創造條件，提升60歲以上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此外，引進外勞亦值得考慮，可通過菲傭等職業化程度高的從業者帶動國內家政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

《21世紀》：新業態新就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如何更好發揮平臺企業在創造就業方面的優勢，同時進一步提高靈活就業人員的就業質量和權益保障？

曾湘泉：平臺企業對就業的貢獻主要體現在“輪子經濟”和數字文化產業兩方面。“輪子經濟”大家都很熟悉，兩個輪子是外賣、三個輪子是快遞、四個輪子是出行，這些行業吸納了大量勞動力。另一方面，根據我們的調研，在2019年，游戲、電競、直播和網絡文學等數字文化產業創造了3000萬全職和兼職就業。

盡管與正規就業相比，靈活就業的就業質量參差不齊，但近年來伴隨新經濟、新業態的崛起，與平臺經濟相關的新靈活就業迎來蓬勃發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支持平臺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

為此，我建議研究制定《平臺就業管理條例》，對平臺設立、日常運營、職工招募、社保、薪資、勞資糾紛處理等提出明確要求，通過標準化的制度規定穩定企業預期。

其次，應當為2億多靈活就業人員的社保單獨建制。目前靈活就業人員僅可通過自愿形式參加職工養老、醫療保險，由于勞動關系難認定，更是被排除在工傷保險等社會保險范圍之外。為此，應當在《就業促進法》、《社會保險法》中加入靈活就業內涵和外延，以及該類人員參保形式及其實現路徑等內容，明確強制參保要求。繼而合理劃分政府、企業和個人的責任，如政府可為積極履責的企業提供稅費支持，為個人參保提供補貼等。人社部2021年56號文針對“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勞動者權益保障首次提出要求，應當進一步深化落實。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