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進步是轉變傳統產業發展模式、增強新興產業國際競爭力、提高國家經濟增長質量的關鍵力量，而一國科技體制則是科技進步的根本保障。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產業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科技體制主要是服務于引進吸收和集成創新。

隨著我國大量產業的技術水平接近國際前沿、外部創新環境不斷發生變化、新一輪技術革命加速演進，我國創新模式逐漸發生轉型，而既有的科技體制未能充分根據當前的創新模式進行調整，從而未能有效促進我國科技進步。我國需要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以促進科技進步，加快科技強國建設。

【資料圖】

我國傳統創新模式面臨轉型壓力

改革開放后的大部分時間里，我國企業通過引進吸收來獲得技術進步，通過集成核心零部件來實現本土產品的設計和生產，通過借鑒國外技術路線實現技術趕超。然而，隨著我國技術能力提升、外部創新環境變化、數字技術革命演進，我國傳統創新模式面臨轉型壓力。

第一，通過引進吸收獲取先進技術的方式不可持續。隨著我國較多產業的技術水平接近國際技術前沿，國外能夠且愿意向我國提供的前沿技術的空間不斷縮小，我國通過模仿獲得技術進步的難度快速提升，引進吸收無法再為我國提供持續而高速的技術進步。

第二，核心零部件的貿易渠道與創新合作面臨挑戰。近年來，美國不斷對我國科技創新進行打壓，我國在芯片等核心零部件領域開展國際貿易活動和國際創新合作的難度不斷上升，使企業在集成國外核心零部件的基礎上進行產品研發的創新模式遭遇挑戰。

第三，新興技術研發缺乏可借鑒的技術路線。在傳統技術領域，由于我國技術起步時國外技術已相對成熟，國外技術路線為我國的技術趕超提供了重要借鑒，降低了我國創新的不確定性和試錯成本。而在新興技術領域，各國技術差距相對較小，我國的技術創新缺乏可借鑒的技術路線，技術的研發和應用都深度依賴自主探索。

這些變革意味著，我國以往創新模式難以為繼，必須在技術的研發、應用等環節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來保障產業安全、推動產業發展。而我國科技體制需要通過多方面變革來有效加強和優化基礎研究、促進技術擴散，為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提供支撐。

我國既有科技體制的不足

第一，我國既有科技體制未能充分保障和激勵基礎研究。基礎研究是原始創新能力的源泉。在我國引進吸收和集成創新階段，企業對國外產品和技術進行模仿和本土化改造，不需要弄清深層原理，對基礎研究缺乏需求。雖然政府對大學和科研院所的基礎研究提供了資助，但資助力度相對較弱，我國基礎研究的投入規模和投入強度長期處于較低水平。

近幾年，應用技術進步對基礎研究的依賴增強，但企業部門提供的基礎研究經費規模依然相對較小，政府撥款中用于基礎研究的專項資金雖有所增長，但未能推動我國基礎研究占比有效提升，2020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支出在R&D總支出中的比例仍低于10%。同時，我國大學的基礎研究功能薄弱、經費匱乏，R&D項目當年撥入經費中基礎研究占比不到40%，而美國大學的基礎研究經費占比超過60%。

第二，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銜接不足。大學的能力偏重于科學探索，而企業的能力主要在于推動應用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只有大學、企業等創新主體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等領域全方位開展創新合作，才能使應用研究充分牽引基礎研究的方向和過程，使科學研發有效支撐技術進步。但因大學和企業的特征差異，兩者之間的基礎研究合作存在一些障礙。

大學的基礎研究成果通常以學術論文的形式公開發表并變為公共產品，但企業往往希望獨占基礎研究成果來增強核心競爭力，使大學和企業在基礎研究成果的使用方式上存在沖突。應用技術是企業更加直接的創新需求，相比于基礎研究，大量企業更愿意從大學獲得應用技術來更有效地增強企業競爭力。

這導致在缺乏引導和管理的情況下，企業和大學的創新合作常過度偏向應用研究，使校企合作中基礎研究的規模和占比無法得到保障。

建立包含大學、企業等多方創新主體的基礎研究創新合作平臺，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破除大學和企業的基礎研究合作障礙、激發科學家基礎研究積極性、降低單一企業的基礎研究成本，是促進大學和企業基礎研究合作、增強基礎研究對應用研究的支撐作用、促進我國科技取得重大突破的有效手段。然而當前，我國校企之間的基礎研究合作不足，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未能形成有效銜接。

第三，科技進步未能充分惠及中小企業。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國內企業技術水平相對落后，技術引進、模仿和擴散的成本都相對較低。同時，在我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跨國公司也積極對我國進行員工技能培訓、技術轉讓，進一步促進了先進技術在我國的應用和擴散。

在這種發展背景下，我國并不需要建立起有助于技術擴散的專業機構，但中小企業仍能相對容易地跟上產業技術的增長步伐。隨著我國引進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難度上升、本土企業對自研技術的保護力度增強、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斷完善，中小企業跟隨產業前沿技術增長的難度不斷增大。

一方面，由于我國政府資助的基礎研究和共性技術的供給不足，部分企業親自開展基礎研究和共性技術研發來滿足其應用技術創新需求。

然而，受限于基礎研究和共性技術研發所具有的投資大、周期長等特征，只有少數頭部企業擁有相應研發能力，且相關研究成果常受到嚴格的保護，使中小企業獲得的基礎研究和共性技術的成果數量遠少于頭部企業。

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不僅與傳統產業技術具有較大的差異，并且復雜性高、迭代速度快，傳統企業缺乏理解、掌握、運用前沿數字技術的相應能力，而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創新模式和生產模式的數字化轉型正是我國傳統企業提質增效、轉變發展模式的必由之路。由于我國專業的數字技術擴散機構的建設相對滯后，中小企業在應用成熟數字技術時也面臨較大的障礙。

我國科技體制的改革路徑

第一，加大國家財政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為有效促進大學和科研機構發揮基礎研究的獨特優勢、提高我國基礎研究供給，必須加大政府財政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在此基礎上促進企業加大基礎研究投資規模。同時，實施與基礎研究特征相符合的激勵和考核體系，來有效增強研究者的基礎研究動力。

第二，完善基礎研究的合作創新平臺和機制建設。探索建立基礎研究多方合作研發平臺，優化資源投入、日常治理的機制和流程。在新的研發平臺中，鼓勵經費由財政撥款、基礎研究基金項目、企業資金共同構成，平衡短期資金和長期資金的比例，增強對長周期基礎研究的支撐能力；研究者的報酬以固定部分為主，以項目收入為輔，限定應用研究的比例上限，來保證研究平臺對基礎研究的聚焦；平臺決策機構由科學家、企業專家等多方代表共同構成，來保證研究平臺的專業性、提高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銜接程度。在基礎研究成果分享方面，保障參與機構優先獲得研究成果的權益；對于政府出資、大學和科研院所承擔的基礎研究項目，設立更加廣泛的成果共享機制，使大量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能夠獲取最新的研究成果。

第三，加強專業的科技擴散機構建設。在促進基礎研究成果擴散方面，協調大學、科研院所和產業協會共同組建企業創新扶持機構，促進前沿科技成果在產業中的應用與落地。在加快數字技術的擴散和應用方面，培育和認證既掌握傳統產業生產工藝，又掌握數字技術的專業人才進入生產一線，為企業提供選擇數字解決方案和數字轉型路徑、優化生產流程等方面的現場咨詢指導，加快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博士后）

（文章來源：中國經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