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犯罪題材的小說、電影一直是人類精神消費品中不可取代的類型，如果把所有這些消費品所在場域定義為一個大型展銷會，那么犯罪題材往往會被置于最為幽暗的角落，即便再隱蔽也不乏窺探的眼光。這些年來，懸疑劇、推理小說的風潮正盛，不僅是外國譯介的作品，從大火的《隱秘的角落》到最近風頭正盛的《漫長的季節》，罪案題材逐漸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用來消閑的談資。

《沉默的羔羊》中的朱迪·福斯特

(相關資料圖)

然而脫胎現實游走于虛構的作品并不能直觀為大眾提供某種警示，相反，在一定層面上，這種藝術附魅的過程會造成誤讀。好萊塢著名電影《沉默的羔羊》刻畫了一個臭名昭著的連環殺手漢尼拔，FBI探員在為其做心理側寫時與之產生了微妙的糾葛，這種與犯罪者“共情”乃至互相理解的危險情節讓女主角的扮演者朱迪·福斯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堪其擾，甚至有犯罪者策劃針對她的綁架與暗殺。

這或許就是處理犯罪題材的矛盾之處了，照本宣科的描述會流于平淡，變得無人問津，而精心設定又會陷入道德困境，再者，過高地估計公眾的理解能力甚至會造成社會的動蕩。《吞噬黑暗的人》《我身邊的惡魔》這兩本書在近期被譯介過來，它們的題材均是犯罪紀實性的非虛構作品，它們的立場與手法在一些方面很恰切地回應了筆者上述的某些疑問，興許可以為這一題材在今后的嬗變起到正面作用，也能為讀者在獵奇之余提供警示。

露西·布萊克曼已經死了。早在我知道有這么個人存在之前，她就死了。事實上，正是因為她的死亡——或失蹤，當時人們都是這么認為的——我才對她產生了興趣。……露西布萊克曼是一名在那里（日本東京）失蹤的英國女性——也就是說，我第一次想到她的時候，他在我眼中只是個新聞素材。——理查德·勞埃德·帕里

在閱讀《吞噬黑暗的人》之前，筆者對此書想要敘述的案件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露西·布萊克曼案可以說是一例極具代表性的國際案件。一個英國人不遠千里放棄正當職業，跑到日本東京做陪酒女意外失蹤，最終被發現死于非命。對于看客來說，如同帕里所言，露西的遭遇不過就是一個新聞而已，分析該案的紀錄片在網上亦可尋獲。帕里對待這一“新聞素材”的態度也是一個逐漸升溫的過程，隨著作者的詳細調查，所有關于案件的細節被呈現在公眾眼前，但這并不是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地方，相較于案件本身，其周遭的次生信息才是此書最為精華的部分。

露西失蹤的伊始，日本警方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或許并不是日本警方的特例，對犯罪題材有所了解的讀者應該知道，露西的職業決定了她在警方的視域里屬于“灰色地帶”，搜索這一類失蹤者對于警方而言往往吃力不討好。與警方出工不出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露西一家人來到日本之后的輿論攻勢，她的家人們散發大量傳單，召開大規模的新聞發布會，不斷地通過申訴大使館最終讓露西·布萊克曼的失蹤從刑事案件升格成為了重大的外交事件。

單純敘述這種發展過程的同時，帕里并沒有為傳主隱晦的意思，露西自身對日本的情況并不了解，她從事陪酒的事情也對家人進行了隱瞞，最令人吃驚的是露西的父親蒂姆在尋找女兒的過程中亦沉迷于日本的各色風月場所，帕里也一再暗示日本所特有的情色產業對于人性、道德的剝奪。露西確實是在日本失蹤了，日本警方的懈怠、不作為確實令人憤怒，但是陪酒女失蹤這種案件類型也確實司空見慣。

大量的采訪、實地調查令讀者感到緊迫感的同時，也不得不從心中發出無奈的慨嘆，在露西失蹤的東京六本木，一個外國陪酒女下落不明根本不是什么新聞，至于她去了什么地方、是否還活著，或許除了她的家人沒有任何人在乎，每到了夜幕降臨，六本木仍是燈紅酒綠的欲望場所，這不會因一個人的消失發生任何改變。

或許是新聞從業者，帕里對于案件過程中日本媒體的描述也很值得大家玩味。日媒顯然也缺乏對西方受害者的報道經驗，日本本土的受害者家屬往往是緘默的，面對媒體首先會致以歉意表示給公眾添了麻煩等等，這種刻板的印象碰到了露西家人的時候發生了巨大的反差。他們言辭激烈地指責日本警方辦事不力，他們可以借重的外國媒體力量給日本媒體也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日媒在整個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獵奇者的形象，他們不關注露西的死活，更多地是在挖掘露西周遭的八卦，這或許也和外國女招待在六本木酒吧廣受歡迎的邏輯形成了一種契合。

詳細的調查、認真的走訪、盡可能克制的筆觸，帕里筆下的露西案抽離掉了那種娛樂化的傾向，還原出了一個西方個體“迷失東京”的典型案例。但《吞噬黑暗的人》一書也有一些局限性，它的抽離感過強，而且雖然作為記者駐扎亞洲多年，帕里筆下的東方世界仍舊顯得不夠“文明”，許多對于“殖民地”的刻板印象會在無意識間流露于筆端，這種疏離感很“日本”，很“東方”。

與之相對照，《我身邊的惡魔》則以更近的角度、忠實記錄下了十惡不赦的犯罪者的真實面目。該書作者安·魯爾有從事警察的經歷，從1969年起全職從事真實罪案的寫作。她的整個寫作生涯都繞不開連環殺手泰德·邦迪的名字，這其中最令人咋舌的便是她曾與泰德共事，一同擔任危機診所的志愿者，接聽有自殺傾向的公眾來電，一起拯救生命。

《吞噬黑暗的人》最終揭示的犯罪者始終處于陰影中，如同所有固定橋段設定的那樣，警方最終抓住了罪犯，搜出了證據，將其正法。然而《我身邊的惡魔》則帶給讀者極大的震撼，在那個偵查技術仍舊不發達的時代，泰德·邦迪犯下了滔天罪行連續殺人二十余起，即便他最終被捕、被處以電刑，但是他的犯罪故事被媒體不斷地添油加醋，就連安·魯爾自己也陷入了一種彷徨的境地。

我并不感到慶幸，我寧可自己從未寫成一本書……也更愿意泰德的那些受害者還活著。具有諷刺意義的事，快40年過去了，泰德留給公眾的印象仍然是那個相貌英俊而意氣風發的連環殺手，現在的年輕女孩——她們的年齡與上世紀70年代的受害者相仿——更覺如此。我現在仍會收到泰德·邦迪20多歲的粉絲的來信和電郵……

實際上，在泰德·邦迪被捕之前，他已經成為了西雅圖一系列兇殺案的嫌疑人，但是由于偵察技術的限制，始終未能獲得強而有力的證據。泰德形象出眾，頭腦聰慧，不僅擁有雙學歷，更有不錯的社會形象，以至于西雅圖警方繪制出嫌疑人畫像之后，許多泰德的朋友錯愕、震驚，他們一致認為泰德“絕對不可能”傷害女人，他甚至都不會對人說一句不客氣的話，他平時樂于助人，主張消滅性暴力犯罪，這樣的人不管與合成照片有多像，都不可能沾上這種事。

安·魯爾的視角是一種歸因法的透視，她震驚于與泰德共事三年也未曾了解這樣一位“正派人物”有著截然不同的陰暗面。又由于她所具備的犯罪心理學知識，使得她在分析泰德時擁有他人所不具備的專業性。比如泰德的施虐性人格來源于他復雜的家庭身世，其表演性犯罪人格則是他自信/自卑一體兩面的性格缺陷形成的。擁有警方人脈，安·魯爾可以輕松地獲得泰德案的大量原始調查檔案，可以極盡細致地分析每個被害人的特征，這本《我身邊的惡魔》既是一本優秀的非虛構罪案紀實，更是為美國警方提供了大量連環殺手的細節特征，為同時期的罪案偵破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教訓。

上述兩本書記錄者所處的位置造成了敘事視角的不同，安·魯爾如此地貼近犯罪者，所以她的筆觸細膩入微，但又令人毛骨悚然，應該說對大眾的警示意味應該更大，但是現實似乎給作者開了一個吊詭的玩笑。

紀錄片《與殺手對話》海報

泰德·邦迪的犯罪經歷經過媒體的加工、他自身的經營，變得越發娛樂化。根據Netflix的紀錄片《與殺手對話》（Conversations with a Killer），泰德用坦誠罪行的方式與警方交易，接受新聞媒體的采訪，試圖操控他在大眾心中的形象，將其自身塑造成一位“有魅力的高智商犯罪者”，從結果來看，泰德在死后完成了他的野心。他的形象被電影、電視、小說等等載體不斷地提及、引用，這也最終造成了記錄者安·魯爾的道德困境，她的書成了泰德·邦迪故事的一部分，公眾在接受這樣的罪案故事時的結果幾乎是不可控的。

故事在完成的那一瞬間，作者就已經死了。安·魯爾無法控制住她所撰寫的罪案紀實在受眾那里達到的效果，或許與她優秀的撰寫能力有關。小說家言，優秀的藝術作品不應該受到道德評判的制約，但是對于罪案這一特定題材而言，無論其虛構與否，還是要有一層道德的防波堤，在與書籍（作品）配套的宣發上也要有所警惕，裁抑其獵奇元素的部分。寫到這里，筆者恍然于東野圭吾故事的“套路”，每一段悲劇都需要用一種和解來回護，這或許是一種難解的敘述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