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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冕

劉登翰記得，我是在北大首先迎接他的人。1956年，一個秋陽燦爛的日子，劉登翰來北大報到。我在中文系新生的名冊中尋找那個名叫劉登翰的人——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名記者，熱愛文學，而且寫詩。登翰來自廈門，我們是大同鄉，又有共同的愛好，見面自是欣喜。雖然不是同一年級，但因為志趣相近，交往日深，漸成知交。

北大期間，我們一起進了北大詩社，在《紅樓》又成了文友。后來六人集體寫《新詩發展概況》，又在和平里《詩刊》為我們借來的中國作協宿舍“并肩戰斗”了一個寒假。這些經歷，更為我們的了解和深知奠定了基礎。十年動亂的歲月，我們不愿回首。知道在各自的經歷中都有難言之痛。所幸蒼天憐我，劫后重逢，在各自不同的場合，我們又為中國新詩的復興和進步，一起呼吁。我們不僅是學術上的同道，更是心靈上的摯友。

登翰近期完成了他的家族史的寫作。他以單篇散文組合的方式，把一個華僑家庭和家族的歷史，做成了一本大書。登翰文筆清麗，記敘簡潔，加上他長于記憶，又做了扎實的案頭工作，檢索相關文史資料，從一個家庭的興衰聚散，到一支族系的遷徙繁衍，他都有客觀而翔實的敘說。因為涉及其中成員的涉洋“過番”，親人們在遠離祖邦的異國他鄉，艱難創業，篳路藍縷，山海空茫，在他的筆下均有著廣闊而充分地展開。這些人們其間的步履維艱，行蹤漂泊，歧路荊棘，每一字都是汗水和淚水浸染而成。我閱讀這些文字，從廣闊的空間領悟到他們的迷惘和渺茫，又從敘述之細微處得到感同身受的酸楚與疼痛。

漂泊四海的福建人，為了謀生，把妻兒留在家鄉，只身在海外奮斗吃苦，留下父母妻兒守著空房，造成了無數的家族悲劇。登翰書中展現的，僅是福建萬千家庭中的一個“側影”，但卻也是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家庭悲劇的書寫。

登翰是一個內心非常強大的人。他能夠獨立承受巨大的生存壓力，包括歧視、傷害，甚至包括屈辱。他沒有為這不公的遭遇向人傾訴。他對這種不公的“視若無睹”，足以證實他內心的堅定和自信，他的承受與內斂的能力足以抵抗來自外界癲狂的暴戾！作為出身華僑家族的登翰，他的心靈所受的創傷是不可言說的。但是他們都是真正的和真實的愛國者。

登翰書中寫的，以及他有意略去而不曾寫的，其實就是一部真誠的愛國青年（直至如今的暮年）戰勝磨難的心靈史。登翰寫出了一本家史，一本宗族史，就他個人而言，我以為他是寫出了一部心靈史。他把內心的復雜和悲涼放置于人們覺察不到的暗處，而把明亮的色彩，以及內心的堅定與熱愛展開在我們面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