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微不足道的“弱關系”已經被證明可以提升正面情緒，并降低人們患抑郁癥的風險。

【資料圖】

一次“開盲盒”式的陌生人聚會

這是一場陌生人之間的聚會，4個女生，3個男生。

90后汪志鵬是這場活動的組織者，在來到他的家中之前，7人中只有兩人相互認識。這是一場什么樣的聚會？他們會聊些什么？是什么讓他們聚在一起？

95后女孩曲圓是這場陌生人聚會中的一位。這個“五一”假期，她沒有被火爆全國的淄博燒烤吸引，沒有擠去人山人海的景區(qū)留影，也沒有選擇年輕人時髦的戶外活動。她在互聯(lián)網社交平臺上沖浪，最終鎖定了一場開在離家不遠處的讀書會。

在北京，讀書會活動很常見。有的舉辦于鬧市街景處的商圈，有的則尋找僻靜的咖啡館或書店。飲料、茶水、三兩茶點，年輕男女聚在一起討論新潮的概念、熱點八卦或是前沿觀念。最關鍵的是，無論能否碰到志同道合的人，這都是一種打發(fā)悠長時間的便捷方式。

出發(fā)前，曲圓對這場舉辦在私人家中的讀書會有點好奇，她形容這場聚會“有些像是在開盲盒”。

這段時間，“搭子”社交成為網絡熱詞，頻繁出現(xiàn)在大小詞條與媒體報道中。“飯搭子”“旅游搭子”“運動搭子”“電影搭子”，在學校上課有“課搭子”，工作中有“摸魚搭子”。從網絡定義上來說，“搭子”是指因某一共同興趣愛好或共同需求而結合成的社交關系。

具有匿名性與模糊性的“心理”社交距離，是吸引曲圓報名參加的主要原因。這種社交方式在滿足她對“人”的好奇心外，更能讓她找到一種相對舒適的交流方式。就像是“你可以快速了解這個人的人生，如果不主動聯(lián)系，也不會再相互打擾了。”

與家庭成員和親密朋友的緊密聯(lián)系不同，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把這種關系稱為“弱關系”或“邊緣關系”。此前，《紐約時報》發(fā)表了一篇題為《盡管他們只是熟人，但他們對你很重要》的文章，表示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弱關系”已被證明可以提升正面情緒，并降低人們患抑郁癥的風險。“弱關系對我們的情緒和身體健康都很重要。”英國蘇塞克斯大學的心理學家吉莉安·桑德斯特羅姆說。

在吉莉安·桑德斯特羅姆早期的研究中，她曾明確“弱關系”與年輕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通過向本科學生和超過25歲的年輕人分發(fā)手持點擊器的方式，她記錄了被測試者幾天內與同學或陌生人進行互動的數(shù)量。研究表明，與較少互動的人相比，擁有更多“弱關系”互動的人獲得的幸福感與歸屬感程度更高。

回到這次讀書會，聚會舉辦在汪志鵬的家中。暖色系的長沙發(fā)和幾把露營椅擺成一個半圓形，北面靠墻處是一張不大不小的長桌。洗好的草莓、切成斜三角的菠蘿、速食食品、糖果放在桌上。客廳的另一側是一架高高的書柜，上面多是各類工具書籍。

汪志鵬個子不高，帶有濃重的廣東口音。曲圓一進門，就看到他忙得熱火朝天，熱情地招待大家換鞋，找位置坐下，吃水果。曲圓和朋友坐在靠門處的露營椅上，客廳伴有歡快的音樂，但也難掩緊繃的情緒蔓延開來。“我能感受到主持人很努力地在找話題，活絡氣氛，但大家都不認識，拘謹在所難免。”不過很快，在破冰環(huán)節(jié)，這群年輕人開始慢慢熟絡。

幾天后，當曲圓回憶這場讀書會，記憶已不似當天那樣清晰。警校讀書的男同學略顯拘謹，在做劇場演員的甜美女孩擁有絢麗的生活經歷，兩個在教育行業(yè)工作的都市男女是同行。曲圓承認，現(xiàn)在她勉強記得這幾個人的模糊面孔，“這種社交方式不太能夠交到維持聯(lián)系的朋友，我也沒有這種期待。”

實際上，基于情境去尋找“關系”的社交關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的德國柏林，那時城市中出現(xiàn)了很多小型沙龍。這種由工業(yè)階層組成的交往，從最初家中私人空間延伸至公共空間的辯論、談話。通過交流，更容易形成人與人之間的共情與理解，從具體的感觸、共振中，找到生活的波動，形成與世界的聯(lián)系。

不同于100多年前的19世紀，當代年輕人，為什么會有找“搭子”的強烈需求呢？

“搭子”使年輕人的社交圈變得更加簡單

參加這次聚會前不久，曲圓離開了從業(yè)兩年的影視行業(yè)。

辭職前，曲圓對工作中運行邏輯的混亂與低薪酬已經感到不滿。影視行業(yè)看起來光鮮亮麗，從業(yè)人員也大多科班出身，是畢業(yè)于中戲、北電、中傳等學校的藝術生。但實際上，多數(shù)人都是幕后為臺前“明星”做嫁衣的影視民工。工資低，工作強度大，“我覺得自己堅持不下去了，這種工作沒辦法給我想要的生活狀態(tài)”。

同行之間的“小圈子”文化，也讓曲圓備感疲憊。按曲圓的話說，她是個不折不扣的“e”人（意思是指MBTI中的外向型人格），所以即便處于魚龍混雜且環(huán)境浮躁的影視行業(yè)，她也能結識到關系不錯的真心朋友。不過由于“行業(yè)內關系太復雜”，和同事做朋友，常常需要承擔社交負擔與維護成本。“很多人上班時就是點頭之交，辭職后大家才真正熟起來。“

項目合作中同事間的互相推諉、“關系”占位主導的人際交往模式、缺乏深層次挖掘的劇本創(chuàng)作機制……可以說，浮躁的行業(yè)氛圍與圈層社交文化是曲圓決意離開的深層原因。她知道“很多行業(yè)都是這樣”，但仍渴望在行業(yè)內擁有國際化交流的機會，在與不同圈層人交往時獲得思維認知上的延伸。

與熟人社交相反，陌生人社交則凸顯了人際交往的快速與高效。年輕人可以在類似的活動中切斷原有的社會鏈接，進行私人化的社交展示。曲圓直言，“我覺得這種更適合年輕人的生活方式，比較精準，也不容易產生什么糾纏。”

人類學家項飚認為，功利化是“陌生化”社交的一個緣起。保持這種距離，人們是安全的，不接觸就沒有摩擦。但這種功利化，并不意味利益或競爭關系，更主要是對人性的假設。在計算與分析中，將自己活生生地僵化成一個“功利主義者”，實際上也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

究其原因，這和很多年輕人很難處理生活中的復雜情感有關。一旦人們對非功利的、重要的生活情感進行預期，就會處于某種不確定性之中。“所以在自我屏蔽、簡化、僵化關系后，這個世界對他們來說會變得簡單、可控制。”項飚說。

重拾附近，也是重拾生活本身

汪志鵬是陌生人活動的組織者，也是旁觀者。“五一”假期，他組織過陌生人讀書會、酒會、密室逃脫。讀書會和酒會都辦在他的家中，從發(fā)布活動信息到報名，幾個小時便可吸引五六個陌生年輕人的參與。而設置在三里屯的密室逃脫則人數(shù)最多，“最初有百來人報名，后來到現(xiàn)場的也有80多個人。”

在汪志鵬看來，“距離”是年輕人找“搭子”的考慮因素之一。在汪志鵬與合伙人薛昱雯組織的活動中，最受歡迎的是“與附近的陌生人看電影”。活動開始前，汪志鵬會根據(jù)所處位置對參與活動的人進行兩兩分組配對。“很可能跟你一起看電影的就是你的鄰居或同小區(qū)的人，這種感覺也挺奇妙的”。

還有一次，一個在附近上班的醫(yī)生報名觀影活動。那個醫(yī)生因為平時工作忙、事情多，經常找不到人多聊兩句。后來，他從觀影體驗談到自己實驗科研、手術壓力，“整整說了兩個小時，滔滔不絕。而且他以前還看過這部電影”。

此外，如果活動舉辦在三里屯、亮馬橋等與使館區(qū)相近的地方，還會吸引外籍友人的注意。“一個日本男孩來的時候還帶了筆記本，我們邊說他邊做筆記學習中文。”還有一個美國外交官，“他說自己很難在本地找到合適的朋友，看這個有意思就來了”。

“搭子”社交以另一種方式，讓年輕人找到了“最初500米”。項飆認為，處于原子化社會，人們應以“附近”為中心來認識世界。在附近這個生活場景中，讓來自不同背景的個人不斷相遇。“了解不同人群的不同觀點，能讓他在思考公共事務，不管是交通、垃圾分類，還是福利改革時，注意到不同的訴求。附近將帶給人們他們原來不具備的觀察能力。”

但也有人提出，快速高效的社交方式是否會再次加劇年輕人的生活節(jié)奏？從陌生人到友鄰，乃至親密關系，交流的深入是否也變得越來越困難？

“我覺得這樣的社交也不是很輕松。”曲圓在結束采訪時感嘆。

（文中曲圓為化名）

（見習記者 李悅）